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探讨

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博弈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涉及三个利益相关方，即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个参与方对于区域合作问题都有两个选择，即恶性竞争和协调合作，根据不同情况下各方的收益情况，建立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博弈模型。
　　在表1中，x是各方都采取恶性竞争后每一方获得的收益，a是各方都采取协调合作后每一方获得的收益，m是其他各方采取协调合作，第三方采取恶性竞争后获得的收益。这时由于合作方未得到任何投资和市场，同时也未付出成本，故收益为0。
　　当x<0，说明采取恶性竞争的收益非常差，各方会选择（协调合作，协调合作）策略的最优均衡。
　　当a>x>0时，以上博弈就会具有两个纳什均衡和一个混合均衡。当任意两省市以θ的概率选择恶性竞争时，第三方选择恶性竞争而非协调合作的净收益。
　　（1）
　　设θ*为V（θ）=0的解，则混合策略（θ*，1-θ*）：
　　 （2）
　　这时，如果第三方认为其他两省市选择恶性竞争的概率小于或等于θ*，就会选择协调合作策略;如果认为其他两省市选择恶性竞争的概率大于θ*，就会选择恶性竞争策略。显然，θ*的值越小，选择恶性竞争的倾向就越大。由式（2）可知，在a值一定的情况下，x值越大，则θ*越小，选择恶性竞争的倾向就越大。
　　（二）模型分析
　　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合作博弈并非简单的单次协调均衡，实际上各地政府经常进行两方或多方之间的协商，这说明这类博弈是重复博弈，表1所示的博弈模型应该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的一个阶段博弈。
　　假定双方的时间偏好（容忍度）为δ，若无限次重复博弈均衡取高效均衡策略（协调合作，协调合作），则须满足：
　　 （3）
　　 （4）
　　若无限次重复博弈均衡取混合均衡（θ*，1-θ*），则须满足：
　　 （5）
　　取以上各式交集，当δ满足式（5）时，博弈双方将会超越低效均衡状态，实现混合均衡或高效纳什均衡。提高双方收益，合作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zgazxxw.com收集整理就能成功。
　　由此可知，增大δ或降低δ*都会提高协调合作的概率。根据式（5），降低m或x可以降低δ*，也就是说，如果要促进区域合作，就要减少选择恶性竞争时的收益，也就是要使x和m变小。因为收益=运营收入-运营成本，所以可以在收入一定时提高运营成本。从循环经济联动发展角度分析，这里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税收、资源使用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等。
　　应该强调的是，提高运营成本并不是人为增加企业的负担，而是使运营成本支出更加合理化。我国的水、土地、环保费用等价格尚未完全市场化，地方政府行政干预较多，资源价格普遍偏低。同时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常常制定过多的优惠政策，进行税收减免，导致人为提高本地恶性竞争策略的收益，降低了整个区域协调合作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选择恶性竞争策略而不是协调合作策略。为了改善这一局面，必须推进资源环境定价的市场化改革，严格监管地方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另外根据前面的博弈模型可知，a代表博弈双方都选择协调合作策略时的收益，提高a意味着增加博弈方的协调合作收益。由于政府干预企业决策是低效率的，因此必须减少政府对企业决策的干预。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决策模式要逐步由以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以提高区域合作收益。
　　阻碍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的内在原因
　　（一）政府干预企业决策致使合作收益降低
　　经济学普遍认为，政府干预企业决策会降低社会效率。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应当是地方政府的本职工作，而不是自己直接参与其中。如果政府成为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服务者，对利益的追求势必会导致政府职能的迷失，从而引发众多竞争，区域合作也就少了企业主体基础。部分地方政府模糊了市场、企业、政府的边界，加入到不应有的利益竞争之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干预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本位主义，为本地企业外迁设置了许多障碍，干扰企业自主决策，阻挠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降低了社会收益。
　　（二）地方政府滥用优惠政策压低资源环境成本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产品尚未完全市场化，这使得地方政府在定价方面拥有很大权限。从根本上说，资源是属于社会而不是属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作为服务者只是管理这些资源，而不应该利用手中的定价权作为区域间协调博弈的筹码。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成为市场的实际参与者，常常为了短期利益滥用权力，造成区域间经济活动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只顾眼前利益，为了本地经济增长，对排污企业睁一眼闭一眼，客观上纵容了企业违法行为，也对临近地区的严格执法造成了冲击。据不完全统计，京津冀区域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多达上百个，天津津滨工业园与河北廊坊开发区仅一路之隔。这些园区地理位置相邻，功能定位相近，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彼此“压价”争揽企业入驻，从而造成恶性竞争。
　　（三）缺少权威的稳定长效机制保证合作开展
　　以往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进展缓慢，缺少权威的稳定长效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三省市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之前的协调机制也多是非约束性的非政府组织或论坛，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策略不能完全被地方政府采纳。京津冀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三省市协调合作的共识已经达成，但是，如何组织与协调，仍然有待落实。2014年国务院成立了以张高丽副总理为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一体化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当务 　　

之急是，如何在领导小组的框架内设立相应的专业机构，建立稳定的工作机制，保证战略的顺利实施。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稳定长效的组织协调机制，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仍有可能出现“上热下冷”，“明热暗冷”的现象，使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陷于停滞。

（四）现有考核机制使地方政府缺乏合作耐心
　　长期以来，当地经济增长一直是我国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一个地方只要经济增长了，就能“一增遮百丑”。这样的考核评价机制在过去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条件下还有市场，但在区域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已经难以适应。区域循环经济模式提出，在企业、园区和城市层面实施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在区域内更高层次、更大范围通过构建生态产业链，促进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如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仍旧停留在本地区的经济指标上，必然会加剧各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不利于区域合作。事实证明，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行政区划分割，而在于以地方经济增长为主导的考核体系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使地方政府缺乏合作耐心。
　　推进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确立区域合作中企业的主导地位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市场主体。没有企业的培育兴盛，就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回顾历史，我国大部分时间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都比较深。如果把一个地方比作一个大公司的话，地方政府首脑就像是“集董事长与总经理为一身的CEO”。这种模式在计划体制下有其优越性，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
　　在新常态下，各级政府领导要学会不做“CEO”，只做“董事长”。在推进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过程中，三省市政府要树立产业生态系统理念，从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角度引导产业链的纵向整合，提升整体竞争力，推进产业发展，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确立区域合作中企业的主导地位，由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和自身发展需要，自主构建产业生态链，形成上下游关联企业的产业集聚。
　　（二）深化资源环境定价市场化改革
　　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对于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没有充分反映环境成本，是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首先，推进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应深化资源定价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资源价格，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限制地方政府定价权限和恶性竞争行为。其次，为了加强区域合作，京津冀三地应制定统一的环境费用标准，堵塞因为地方环境成本差异和执法标准不同造成的漏洞，实现区域环境管理一体化。由于目前我国市场环境和配套机制还不十分成熟，京津冀资源环境定价市场化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可以先期建立区域内的市场化改革管理机制，由三地资源管理部门共同制订不同地域的资源环境产品最低限价，互相监督，公开透明，维护公平竞争。
　　（三）建立健全有约束力的协调合作机制
　　推进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必须建立稳定长效的联动发展机制，制定区域发展统一规划，以机制和规划约束地方政府，减少由于换届引发的“新官不理旧事”问题。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经通过，确定了三个重点领域：着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推动交通网络化布局，促进产业有序转移承接。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制订《京津冀循环经济发展统一规划》，建立健全京津冀循环经济联动发展机制。2013年9月，环境保护部、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提出经过5年努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明显好转，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三省市应以此为突破口，借鉴2008年奥运会和2014年APEC会议期间大气治理的成功经验，首先从污染防治入手建立健全长效的环境保护协调联动机制。
　　（四） 完善地方政府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针对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领导过于关注本地区短期利益，忽视区域协调合作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将区域合作考核指标纳入进来。近年来，部分地区就区域合作考核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激励打破行政界限，加强区域合作，优化资源配置，起草了《兵团师（市）、团场跨区域合作发展考核办法》，决定对师（市）、团场跨区域合作发展情况进行考核。京津冀三省市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成功做法，将区域合作纳入业绩评价体系，增强地方领导开展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建立严格的领导干部离任后责任追究制度，对于重大投资项目采取终身问责，促使地方领导在任决策更注重地方的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期政绩，增强区域合作的主观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