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东亚生产网络兴起背景，浅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选择
东亚生产网络兴起背景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选择
20世纪末的一系列因素使东亚生产网络快速兴起，不仅孕育着新兴生产方式，也重构了全球分工图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角色更是发生了巨大变迁。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成为中国走向“新常态”、实现可持续转型与发展的必要选择，东亚兴起的经验可为“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重要的战略指引。
一、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与经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既往的雁形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迁，在信息科技革命兴起、跨国公司积极推动、东亚各国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特别是中国入世带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以往主要在跨国公司内部发展的基于生产过程内部展开的分工——产品内分工，开始在东亚演化为新兴的国家间分工格局，形成东亚生产网络。①新兴的东亚生产网络具有鲜明的特征：
第一，中间产品贸易构成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从东亚各国的分工和贸易关系来看，以零部件为代表的中间产品成为生产和贸易的主导产品。2002年东亚中间产品贸易比重为62.5%，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65.7%的高水平，危机后有所下降，2012年仍为62.8%。②
第二，东亚以中国为加工制造轴心而内在联结。战后，东亚主要以日本为领头雁和贸易中心展开国际分工；东亚生产网络兴起以后，中国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中亚的经济中心，大部分东亚国家以中国为最大的区域内出口市场和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zgazxxw.com收集整理进口品来源地，并围绕中国展开在全球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工。从东亚整体经济联系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内初级产品、半成品和零部件，甚至资本品的最大进口国，同时还是区域内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出口国，2011年中国向区域内出口的资本品和消费品分别占区域内总出口的42.2%和48.4%，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成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制造轴心。马莉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展基础与选择》，《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1期。
第三，贸易规模、特别是区域内贸易规模快速攀升。战后到90年代中期，东亚雁形分工格局的发展使东亚国家间主要呈现竞争关系，各国以着重发展区域外贸易为主要特征。东亚生产网络兴起后，东亚国家间不断加大区域内贸易，并由于频繁的生产过程中贸易带动贸易总量上升。从东亚区域内、各国及世界贸易的比较来看，东亚总进出口均超过世界贸易增长，且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持续攀升。1998年，东亚10国和地区区域内出口总额占世界总出口的8.2%，2012年升至13%，区域内总进口占世界总进口比重由7.9%升至11.1%。东亚10国和地区总出口占世界总出口比重则由1998年的21.7%持续升至2013年的27.9%，总进口比重由16.9%升至27.3%。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ebase BEC数据库。
在中间产品分工基础上形成紧密生产网络，使东亚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内快速发展，东亚的发展经验主要包括：第一，软硬件互联互通是东亚生产网络兴起的重要条件。从硬件联通来看，在远洋运输领域，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集装箱化运输大大提高了远洋运输效率，随着大型、巨型远洋轮船的研制与应用，大宗货物运输费用和运输时间被大幅节省。在航空运输领域，规模经济的实现降低了航空运输成本，为人员、商品快速高效流动提供了条件。在铁路、公路领域，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大大加速了要素商品流动和国内市场整合。20世纪80-90年代，亚洲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使现代交通运输技术得以日益广泛地普及与应用，大大压缩了亚洲国家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世界市场之间的时空距离和运输成本。从软件联通来看，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新兴国家始，韩国、泰国、印尼、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纷纷推进经济自由化和开放化，中国则加速市场经济改革；东亚国家大幅开放贸易、资本市场，为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创造条件。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在加强合作、有序开放过程中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2001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3个“10+1”、CEPA、APEC等区域性合作框架与机制的启动，东亚区域内商品、要素流动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不断下降，要素可流动性得以提高。日益扩大的市场为各国加速各自产业集聚创造了条件。
第二，选择差异化产业集聚方向，并在产业链中实现分工合作，由此构建起东亚较为稳固的、可持续的合作机制。在大市场作用下，东亚各国因各自要素禀赋差异，而逐步选择经模块化分解的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一方面市场扩大带来生产的规模化效应，生产效率得以提升；另一方面各国因只生产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或几个环节，而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生产环节形成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依此原理构建起的分工关系具有稳固性和可持续性。深入参与这一分工模式的国家因此获得较快发展，如中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而没有抓住这一分工特点、顺势促进本国产业升级的国家，则逐步累积深层矛盾，且矛盾在一系列外因作用下有所激化，如日本、菲律宾等，他们在21世纪以来的东亚分工格局变迁中地位大幅下降。
第三，各国保持较高的独立自主性，并着力于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与条件，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多层次的合作协议，营造有益的国际市场环境。东盟的建立与发展以平等和合作为宗旨，各国不寻求结盟或针对第三国，政府以促使本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为主要任务。像新加坡、韩国、中国等，政府在改善市场环境、培育人力资源、鼓励新兴产业、促进对外交往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对外交往方面，各国分别与不同国家签订多层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创建自由贸易区，以使对外交往适合本国发展需要，由此实现最大利益。这一尊重彼此主权、保持独立性、通过合作谋求发展的模式，充分激了发各国、各方力量的积极性，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动力和环境，也使东亚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根基之上。
二、东亚生产网络兴起的深远影响
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的确有其多方面的特殊性，然而，其影响却并不仅仅限于东亚本身，而是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内，开辟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崭新空间。
第一，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表明模块网络化这一新型生产组织方式的强劲动力。20世纪末以来，消费规模扩张与需求多元化并行发展，即产品需求规模扩大以产品差异化、多样化及小批量需求为基础。面对这一需求趋势，制造企业主要将多样化、小批量产品进行零部件与管理流程的模块分解，将共享零部件及管理流程实行标准化，实现模块生产与管理流程规模化，不同模块组合形成差异化产品，由此解决多样化产品小批量需求与规模化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零部件生产模块、业务流程模块和组织架构模块构成模块化技术的三个基本层面。通过标准零部件及管理流程的模块化生产，企业既能增加产品多样性，又能降低制造管理成本，还能加速产品设计与开发，市场适应能力得以提高。在模块化生产管理技术基础上，企业一方面倾向于将有限资源集中于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模块和生产经营环节，以实现规模经济和巩固垄断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将非核心生产经营模块采用大规模定制方式外包。由此，生产分工从企业内部转化为企业之间，并通过跨国公司全球布局和更广泛国家的企业参与，形成国际层面的产品内分工。东亚实践的显著进展表明，生产流程的模块分解，到模块企业和网络组织形成，再到各模块企业产生更趋差异化的需求，使生产系统走向循环累积的模块网络化发展，这一发展机制已经初步成型，并通过东亚生产网络兴起表现出强大生命力。利用模块网络化促使分工细化，以及各国、各方选择差异的专业化方向，使彼此更紧密、高效的联结，会创造出更大生产力，进而为全球经济走向未来开辟可选择的道路。Mitsuyo Ando and Fuku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in NBER Forthingcoming Boo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第二，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使全球分工细化到生产流程内部，服务环节衍生与贸易即将上升为主流。商品贸易一直是全球贸易的主流，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主要以降低商品贸易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为核心；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的显著成果在于商品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同时开始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投资便利化等议题；21世纪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大量的议题是有关服务贸易，然而各国根本利益的巨大差异与冲突，使多哈回合谈判屡屡受挫。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打开了产业链条，使之跨越国界、覆盖于多国，由此不仅使许多本来内生于生产过程之中的服务环节独立出来，并逐步跨越国界，以联结分散的生产环节，这使得服务业、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不可或缺且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对服务贸易领域国际协调机制的匮乏，东亚生产网络基础之上形成“意大利面条碗”似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协议依据参与国可接受程度，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自由开放，由此使定制的国际协议更符合各国切身利益。随着分工越来越细化，服务领域的自由开放将成为东亚国家及其贸易方的迫切需求，诸如TT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等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谈判机制，其启动虽夹杂不少政治因素，但从全球经济发展形势来看，有其客观必要性。
第三，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全球分工图谱。通过对占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约83%的37国和地区37国和地区包括：东亚10（中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欧洲17（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匈牙利、波兰、爱尔兰、捷克、奥地利、丹麦、瑞典、西班牙、瑞士、挪威和俄罗斯）；北美3（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外围7（巴西、阿根廷、智利、印度、澳大利亚、南非和土耳其）。1995-2012年商品和服务贸易关系及变化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COMTRADE）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UNCTADSTAT）。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全球分工的变迁为：中美引领东亚和北美区域在产品内分工层面强化融合上升为主流。如图1所示，当前的全球分工图谱为：全球分别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中心的欧洲、北美和东亚构成全球三大贸易区域；通过中国和美国的紧密联结，东亚和北美的一体化水平显著提升，美国依托北美和东亚两大生产体系成为生产性服务等先进分工环节聚集地，占据全球产业演进领先地位；欧洲以区域内一体化为主，区域外经贸往来相对较少，整体的生产分工细化程度落后于亚太，德国、英国等中心国家的先进产业演进程度相较美国滞后。
总而言之，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是新兴生产组织方式发展的初步表现，它不仅加速推动了全球产业演进，还深刻重构着全球经济联系和分工图谱；既掩埋下了内在矛盾，也预示着各国发展前景。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产生及严峻挑战
在东亚生产网络加速重构全球分工格局的过程中，全球形成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广泛的产业链网络。其中，来自欧美和东亚的较领先国家将资本、技术投资于中国，中国成为加工制造轴心，并通过香港中转各种贸易品；中国庞大生产体系所需能源、原材料由澳大利亚、俄罗斯、中东、拉美等国供给；中国产出的最终产品再主要销往欧美，所得美元投向美国政府债券，美国处于产业链高端获得较多回报、以及资本市场繁荣的财富效应，给最终品消费提供强大消费力，由此驱动全球经济链条的运转。
在这一全球格局下，发达国家因吸聚高端生产环节而不断向本国拉升消费力，并逐步演化为由过度消费拉动全球产业链运转；发展中国家则因聚集中低端生产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和财富在国际竞争机制下被大量转移。由此，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技术与产业升级乏力；另一方面还在不断累积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社会发展问题。当美国因金融泡沫破灭而消费复苏乏力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难以驱动全球经济运转的困境；而中国面对消费力疲软，实体经济迅速陷入衰退，并进而传播到初级产品供给国。对于中国来讲，加工制造基地的强化还使内部的不平衡不断加剧，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日益依靠投资和贸易拉动，东西部差距拉大，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和消耗大幅攀升等。
2008年，世界经济不平衡矛盾不断累积并趋于激化，最先引爆的是美国次贷危机，随后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继而中东、北非等被边缘化国家引发政治冲突和社会动荡、甚至局部战争。中国也在国际市场萎缩背景下，经济矛盾、地区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激化表现，如何在全球化不可扭转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迫切需要面对的现实挑战。
东亚生产网络兴起对全球的重构表明：第一，亚太加深一体化带来巨大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由此促使分工细化、产业演进；第二，亚非拉等外围国家目前仍主要以初级产品供给的方式参与全球化，工业化存在广阔空间；第三，欧洲以东扩方式有限地促使内部一体化，对外则相对封闭，并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发展，欧洲分工演进的相对滞后从另一侧面反映未极大扩展市场、未驱动模块网络化机制带来的潜在损失，也意味着欧洲与外部市场合作具有巨大需求；第四，中国作为加工制造基地在全球分工格局中扮演中枢环节的角色，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进一步重构全球分工格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内在需求和外部形势共同作用下，向欧洲拓展、向亚非拉外围国家拓展的国际化战略，成为中国摆脱现实危机、寻求突破和发展的必要选择。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倡议，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创新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网》2013年9月7日。随后，中国又相继提出建设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联结中国西南和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联结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的“中巴经济走廊”等。由此，海陆双线联结亚非发展中国家、通向欧洲市场的“一带一路”战略初现雏形。
在“一带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陆路联结通道，由于横贯亚欧大陆，沿线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拓展能力有限，大多依赖于能源原材料生产和出口，要实现这一相对外围、内陆地区的转型发展，无疑成为巨大的历史考验与难题。
在初步的设计中，所谓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各参与国达成发展共识前提下，依托高速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以亚欧大陆桥等交通互联为基础，通过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等方式，提高沿线各地区市场潜力，促使产业集聚与转型，以实现各自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带状开发开放和发展模式。其中三条亚欧大陆桥分别从毗邻太平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连云港和深圳出发，最终均抵达荷兰鹿特丹，实现横跨亚欧大陆、联结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目标。根据建设进程的差异，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它们是建设的起点；中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三条亚欧大陆桥沿线的中亚、西亚、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它们是建设的重点；广义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是延伸向欧洲。三条亚欧大陆桥的远景设计也使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互联结、互相支撑。马莉莉、任保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报告2014》，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第8～12页。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陆路途径，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与合作的复杂性对这一思路提出严峻挑战。
第一，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境内外“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相互勾结，对中国，特别是西北部如新疆等地的安全形势构成一定威胁，近期更有蔓延恶化之势，仅2014年以来，3月1日云南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爆炸、5月22日新疆暴恐案等恶性恐怖事件接连发生，严重影响到新疆及全国的局势稳定。作为向西开放的主要门户，新疆在联结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中亚、西亚延伸过程中，发挥着促进经济交往、人员流动的重要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同时也使境外敌对势力趁虚而入，这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两难抉择。
第二，欠发达地区市场容量小，影响合作可行性。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由中国向西延伸的过程中，主要涵盖中国西部、以及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地区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总量小，除了能源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往来，对于构筑统一的市场空间以支撑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聚集以及分工深化来说，难度相对较大，这将使各方合作的经济动力不足，从而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一体化建设。
第三，建设成本高昂，影响经济可行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横跨欧亚地区，为促进经贸和人员往来，公路、铁路和管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首要建设内容，其中，发展高速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技术对于缩小时空距离意义重大。然而，这些地区地域广阔、人员稀少、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从而使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高昂；再加上沿线地区经贸活动的频繁度不足以形成规模效应，从经济可行性的角度将影响沿线国家的参与积极性。李忠民、刘育红、张强：《“新丝绸之路”交通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2011年第1期。
第四，自由市场的惯性作用导致中心-外围风险加剧。地处中亚、西亚的欠发达国家普遍拥有较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初级产品，从自由市场的自发作用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依赖初级产品出口来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走向外围化。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有较大起色的背景下，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市场开放，很可能使自由市场依旧发挥惯性作用，并日益把初级产品出口国锁定在外围地位。中心-外围趋势的强化无疑将侵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根基，使得丝路沿线国家难以实现可持续交往和发展。
第五，欧亚合作形势复杂，增加诸多变数。丝绸之路沿线的欧亚国家大多历史悠久，是世界几大宗教和文明的诞生地与主要传播区域，由此也累积起复杂尖锐的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种族、政治、军事、领土等矛盾关系。近年来，“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使欧亚部分国家间的局部冲突加剧，“乌克兰危机”加剧使俄欧关系恶化，这都严重侵蚀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政治互信和合作根基，特别是当囊括沿线更多国家时，欧亚合作的未来发展存在很多变数。
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选择
第一，依托高速铁路等现代交通技术实现道路联通是重要前提。在海洋时代，陆路交通因耗时长、成本高而逐步退出国际贸易重要交通方式；进入新世纪后，高速铁路技术渐趋成熟，给应对陆路交通不便带来契机。而且，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欠发达国家而言，通过道路联通增强市场潜力，是使沿线地区产业趋于集聚的先决条件。
第二，沿线地区有必要充分利用有限条件，选择差异化的产业集聚方向。不同于东亚地区地域临近、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气候温暖等自然因素，陆路通道衰落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环境脆弱、经济总量有限，这些因素的作用使沿线地区难以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制造领域的分工细化。然后，从启动区域中亚的资源禀赋条件来看，能源、农业、基础设施、生态开发等领域的产业演进具有巨大潜力和现实需要，因而各地区可以在这些产业中进一步选择差异的专业化方向，以实现自主独立发展与可持续合作。
第三，通过国际合作，提高软环境的通达性。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差异悬殊、社会发展进程各异、制度环境复杂，都给市场联通带来挑战；而且沿线地区在致力于促进自身产业演进过程中，需要完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培育人力资源等，也就是不仅需要商品贸易，更需要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开放；再加上沿线地区经济承受能力差异显著，对各领域开放的需求不同，这使各国对国际合作和协议的签订将呈现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由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必要拓展从商品贸易到服务贸易的多层次合作领域，通过商品和服务交往并进的方式促进各地区产业演进；同时，需要引入订制的、弹性化的国际合作协议，也就是不用统一的开放标准来“一刀切”解决所有国际经贸合作问题，而由“管理”“管治”转向“治理”“服务”理念，针对全产业链不同环节、不同需要订制相应的国际合作协议，并随着市场环境变化，进行弹性调整和敏捷响应。作为国际公共服务范畴的国际协议，由此也面临差异化供给、弹性演进的现实压力。但究其目标而言，是应沿线地区不同发展条件，提高软环境的通达性，为各地产业合作和分工深化创造条件。
第四，分阶段、循序推进的共建方式。南南合作由来已久，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模小、彼此间政治经济等关系复杂，往往难以通过共享市场空间，驱动强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南南合作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东亚生产网络的兴起也表明发达市场间的紧密联结将有力驱动分工深化。根据21世纪以来全球分工格局的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实现东亚与欧洲更紧密的联结。然而，这一联结过程将相当漫长和艰难，由此需要从突破点入手，循序推进。从中国国内来说，主要是西部地区率先建立转型升级的示范区、促进开发开放的内陆自贸区，寻求相对落后地区崛起的可行路径；从国外来说，寻找最具合作诚意和潜力的国家展开重点建设，形成可资借鉴的突破口和示范效应，对于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当前的初始阶段来看，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作为启动区域，寻找合作突破口，致力于创新发展模式，形成示范效应，是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先行区建设取得初步经验基础上，再逐步向前推进，以实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长远目标。
第五，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求同存异，在寻求和扩大共同关切基础上推进合作，夯筑利益共同体，以走向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各领域矛盾错综复杂，再加上“三股势力”的现实考验，合作基础被严重侵蚀。然而，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处于被外围化这一国际背景下，各国均面临严峻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疾病蔓延等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正日益尖锐地挑战着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应对能力，跨国合作、寻求发展成为各方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因此，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较广泛的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关切和挑战，各国有必要求同存异、扩大共识、形成合作；并在加强沟通和经贸往来过程中，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结性，培育共同利益，最终使合作和共赢走向可持续。
总体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积极探索与尝试，即世界经济外围国家通过合作共同创造开放的大市场空间，各自通过自主、独立的转型升级与发展努力，跻身全球分工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并实现主权独立、民族平等与互利共赢。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还处于初始阶段，根据东亚生产网络兴起提供的经验借鉴，全球新兴生产组织方式的兴起将为丝路的创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重振路径如何规划、继而如何转变为现实等等，还需要更多的共识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