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长时期、大规模的摧残与破坏。高等教育机关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仅对日军在抗战初期摧残、破坏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部分罪行作一概述。日军即开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关键词：抗战初期，日军，高等教育，破坏

　　抗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彻底摧毁中国，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长时期、大规模的摧残与破坏。高等教育机关是国家最有价值的资源之一，“此次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者为高等教育机关，敌人轰炸破坏，亦以高等教育机关为主要目标”。[1]本文根据史料，仅对日军在抗战初期摧残、破坏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部分罪行作一概述。
　　抗战前的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一样，也十分落后。学校多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如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主要指天津）8所，广东7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先发动于我国文化名城北平，继肇事于学校林立的淞沪，接着又深入长江和沿海一带。在日军挑起战端，狂轰滥炸，掠夺焚烧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院校遭到极大的摧残。根据当时教育部编定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除北平的14所大学被敌人盘踞而未被轰炸外，三个月来全国总计有23所高校被轰炸。到1938年8月底，在全国108所高等院校中，有91所遭到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实在难以恢复而被迫停办；教职员工减少17%，学生减少50%；高等教育机关直接财产损失（包括校舍、图书、仪器设备等）达3360余万元。“此项教育机关，关系我国文化之发展。此项损失，实为中华文化之浩劫”。[2]
　　一、平津地区部分高校遭破坏的概况
　　1937年8月底，北平沦陷后，日军即开进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昔日美丽的校园成了敌人的马厩、兵营、伤兵医院。北大的红楼一度成了日军的宪兵队队部，地下室被用作囚禁迫害爱国志士的牢房。北京大学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和破坏的财产中，图书文献的损失是一个大项。北大图书馆是中国大学图书馆的执牛耳者，在1937年以前，已有藏书244440册，其中，中文书177477册，外文书66963册，杂志400种，报纸30种。[3]“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了防止日军的轰炸和破坏，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原收藏在书库第4层的善本书转移到第1层钢架的最下一格，以保安全。日本宪兵进入北大后，对北大藏书进行了查禁和掠夺，仅此一项，北大损失即达60万元之巨。
　　日军的肆意蹂躏，也使清华大学遭受到严重创伤。清华园内，包括工字厅，甲乙丙所、科学馆、大礼堂、图书馆等在内的各主要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其破坏程度高达40%到百分之百不等。图书损失过半，实验仪器、生物标本、办公用品荡然无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于1938年6月27日手拟了关于校产损失情况的呈文，呈文如下：[4]
　　重庆教育部均鉴：有电敬悉。查本校员生自平变后，除一部未有确息外，尚无伤亡。校产因平校现为敌军占据，房舍损失共值三百五十万元以上。其中一部已被敌军强取及毁坏者确数无法查明。又本校长沙校舍于四月被敌机轰炸，所受损失约值五万元。国立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叩感。琦六月二十七日启。
　　在天津，南开大学成了日军破坏的主要目标。1937年7月29日凌晨，日军首先对南开大学开炮，然后飞机轰炸。据中央通讯社当时从天津报道：七月三十日下午二时，“日炮队亦自海门寺向南开射击，其中四弹，落该院图书馆后，刻已起火。”“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二十九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三十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名，汽车数量，满载煤油到处放火。南开大学本部的秀山堂、思源堂（均系该校之课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以及附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5]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6],经此浩劫，整个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师生财物殆尽，大批珍贵图书被日军掠走。南开的被毁，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第一个损失最重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
　　二、沪宁杭地区部分高校遭破坏的概况
　　在“八一三”的连天炮火之中，上海各大学损失惨重：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首先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均被炸毁无余，东南医学院则全部被毁；复旦大学所在的江湾正处激烈交火的战场，大学主体建筑简公堂、图书馆、体育馆和几座宿舍大都被炸毁，学校内外，尽成丘墟，无瓦全可言；同济大学，这所有着30年历史，以工、医等科闻名的高等学府，在日军飞机的接连轰炸下“校舍等各项建筑现几悉遭破坏，尤以大礼堂、实习工厂、学生宿舍、理学院等项工程巨大之建筑，破坏殆尽”。《申报》曾严正指出：“同济大学位置，远在吴淞镇北，在军事上实非重要，即我军方面，亦无利用该校作战之事实”， “敌军此种蓄意破坏文化建设之行为，实不啻对整个世界文化宣战，狰狞面目，暴露益显。”[7]上海商学院1935年刚刚建成的图书馆，书库大楼高三层，藏书二万多册，主要馆舍被敌人炮火击中，除小部分重要图书于战前迁出，大部分书刊随楼毁于战火；位于南市的私立大同大学，校舍被日军占据，约有十分之七的建筑物被陆续拆毁。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上海已有14所高等院校被毁或被日军占领，详见下表：[8]

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夏大学，“巍峨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二百万元以上”。[9]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亦在日机轰炸中大部被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则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90多所（高校14所，中学27所，小学44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10]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1]。。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中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均遭到破坏，7名校工遇难；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学校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至于内部设备除化学教室内尚有一部分普通仪器药品，临时不及抢救外，因事前早有准备，所有重要图书仪器文卷成绩等项，均已转运，故损失甚微。”[12]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敌弹一枚，该建筑西北角被其炸毁墙壁，完全震塌、损失较重，将来修复颇为困难。所幸原在内办公人员已先一日转移三牌楼农学院内办公。”[13]
　　设立在杭州的浙江大学是所百年名校。“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迫于战事的压力，辗转迁徙，先于1937年11月从杭州迁往浙东建德，继而于1938年1月迁往江西吉安和泰和，2月又接着迁到广西宜山，1940年底最终迁移到贵州遵义。论文格式。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迁徙了四次，跨越了五个省，行程达5000余里。可谓跋山涉水，千难万险。1939年2月5日，敌机18架侵入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上空盘旋，于40多万平方米内投弹118枚，造成惨重损失。[14]
　　三、其他地区部分高校遭破坏的概况
　　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10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三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文明路附中上课。[15]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16]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种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畜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17]日本侵略者深知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他们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我国的高等教育，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战争行为，还是战争罪恶之上的罪恶!
　　抗战爆发前，全国各大学共有教师7560人，职工4290人，在校生41900余人。抗战期间，约106所高校被迫迁移，搬迁次数达300多次，中国绝大多数的高校迁出了沦陷区，从前方到后方，跨越千山万水，走过大半个中国。中国文化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易经》里边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凭着这种坚忍的精神，在抗战的烽火中，中国的大学在日机的轰炸破坏下，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为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保存了一份不死的希望。到抗战胜利时，大学已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论文格式。论文格式。
　　注释：
　　[1]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转引自苏智良等编著，《去大后方——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2] 统计数字根据季啸风主编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资料得出。
　　　　[3] 马嘶著，《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4] 马嘶著，《1937年中国知识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5] 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
　　[6] 《申报》1937年8月1日。
　　[7] 《申报》1937年9月3日。
　　[8] 《大公报》1937年10月17日。
　　[9] 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夏大学的苦斗》，转引自张铨等著，《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0]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日军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 [澳]哈罗德•约翰•廷珀利：《侵华日军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12]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央大学校长呈报该校8月19日、26日先后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
　　[14] 马嘶著，《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15] 梁山等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16]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7] 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