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日渐膨胀。但当时的商品生产却相对滞后。在这样的形式下，多余的商人资本就只有进入土地领域，即加入土地兼并的行列。当时，小农经济还是最能发挥劳动效率的生产形式。商人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破坏无疑有害于社会经济的。为了抑制商人资本不结合生产的、独立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对其恶性膨胀给予控制，即抑商。但当时抑商的对象应仅限于恶性膨胀的商人资本。这便决定了抑商的规模﹑深度和延续时间都要以工商业正常发展为底线，然而，汉武帝并未顾及这个底线，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恶果。
论文关键词：汉武帝,抑商政策,商人资本独立发展,小农经济
　　一、引言
　　汉元狩年间,汉武帝实行了均输、平准、算缗、告缗及盐铁官营的新经济政策。在这一政策支持下，武帝有效充实了财政，史载“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凭借新经济政策的支持,武帝完成了北击匈奴等一系列内事外功。但从该政策对商人各方面的限制不难看出，它对工商业阶层是一个极大打击,是一个抑商政策。在该政策的打击下，当时的商品经济几于沉寂。“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衣美食，不事畜臧之业”。可见，新经济政策在当时是起了正反两方面作用的。那么今天我们应如何评价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呢?这种政策是否有其产生的社会需要？其强度又是否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经济？
　　二、汉武帝时期有无抑商之需要
　　桑弘羊作为新经济政策主要谋划和执行者曾说:“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也，将以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也”，其抑商之目的跃然纸上。那么当时有抑商的需要吗?
　　这里，先就当时的商业作一些分析。《史记·货殖列传》曾有如下描述描述:“山西饶材、竹、旄、毂、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植置”。可见当时流通各地的商品多为各地土特产，当时的商业主要是贩运性商业，利润主要在于买贱卖贵的流通领域中。“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行为获得的，即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当时自然经济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样的一种经济结构中,人们的生产是各自独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孤立的,生活则是自给自足的”，“当人们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必须品都是由消费者自己生产时，商业就失去了大部分的经营对象，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市场”，没有需求,商品生产自然无法兴旺“商人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与之相结合，就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一定限度……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储藏,以货币财富的形态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货币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其二是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当时贩运性商业主要分为两类--盐铁交易及奢侈品交易。由于盐铁是生产生活必需品，小农自身无法生产，因而其市场是面向大众的，产品具有较大需求。其商品生产也相对兴旺，商人资本的积累超过一定限度后，其超过部分可进入盐铁生产领域,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盐铁资本能较多的进入生产领域。这便是当时盐铁商大都兼盐铁场主身份的原因。
　　但相对广阔的盐铁市场仍不足以形成庞大的盐铁产业以吸纳同样庞大的盐铁商人资本，这是因为盐铁市场弹性度很小：其大小首先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人口增长却相对缓慢。人口增长的缓慢使盐铁市场的扩大也受到限制。加上人口增加本来就具有一定周期，一定时期内，总人数相对稳定也妨碍了市场扩大；其次，由于盐铁的主要消费者是小农，低消费水平的小农对盐铁的消费仅满足于基本生产生活,靠扩大单个农民的消费量来扩大市场也有很大困难。
　　可见，盐铁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往往陷于相对停滞状态，随之生产规模扩展会放缓；但盐铁商人资本仍如以往一样不断积累。一方面是商人资本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盐铁生产的规模扩展受限。盐铁商积累的商人资本缺少发达的生产与之适应，其多余资本只有流入土地。这就是以盐铁商为主体的汉代富商“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原因，也是桑弘羊“总一盐铁……绝并兼之路。”的动因
　　贩运性商业的另一分支—奢侈品商业更因其市场狭小，没有发达的奢侈品生产。其过度发展使其资本更易流入土地。这是因为奢侈品的消费对象是少数巨富，其需求量并不大，因而市场狭小。这里，我们对此不作深入分析。
　　由此看出，当时的商人资本一旦失控，任其发展，只能使商人资本大量流入土地，而不是生产。“不结合生产，也没有相应的生产与之相适应的商业资本自己在哪里独立的、突出的或优势的发展，则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只能是消极的破坏作用”如马克思所说“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那么西汉中前期时的商人资本究竟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当时大量商人资本向土地及高利贷资本转移，特别是商人资本流向土地导致土地兼并加剧和小农大量破产。“商人历来都是土地兼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商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财富经营观正是当时商人兼并土地的反映。
　　除此之外，还存在商业过度膨胀造成的农业劳动力不足。在生产欠发达的西汉“商业利润就不仅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时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这正是当时“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汉书贡·禹传》生动地道出了当时农商回报率的巨大差别“商贾求利……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已奉谷租，又出谷税……不可胜供。